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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发布时间:2020-05-21    作者:林汉川 刘淑春 刘泽岩    来源:北京社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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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旧动能转换必须把握的重大历史性战略机遇。浙江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启动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战略,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探索创新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使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走在全国前列,分析其经验做法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北京有借鉴启示。

一、浙江省高效数字经济的主要经验与做法

1.超前战略布局,构建有规划方案、有政策配套、有督查激励的闭环政策体系。2014年浙江省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作为支撑浙江未来发展的八大万亿产业之首和重中之重,制定实施《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信息经济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2017年进一步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明确建设“全国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区”、“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数字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加快建设数字大湾区、城市大脑、移动支付等十大标志性引领性项目。探索建立数字经济统计及监测体系,组织对全省各市县开展年度综合评价,对发展数字经济成效显著的地方政府开展专项激励。浙江数字经济总量从2014年的1.09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2.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41.5%。2019年前三季度,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9%,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2.创新驱动发展,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端协同发力。以国家战略需求和“数字产业化”为导向,加快推进阿里达摩院、国家数据智能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促进量子通信、5G商用、金融科技、区块链等产业化,之江实验室类脑计算芯片、阿里飞天2.0操作系统、杭州“城市大脑”等一批创新成果在全国领先。实施核心技术产品的国产替代行动计划,重点突破一批“卡脖子”核心技术。聚焦“产业数字化”,将工业互联网作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打造“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深入实施“标准化+”,在全国率先制定企业上云标准体系,去年参与制(修)订数字经济领域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50项。

3.开放协同包容,构筑富有弹性和活力的数字经济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计划,建立全球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数据库,设立10亿元人工智能人才产业发展母基金。实施百家数字骨干企业扶持行动,开展领军企业“雄鹰计划”、企业上市“凤凰行动”、高成长性企业“雏鹰计划”。

4.持续深化改革,扎实开展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组建规模100亿元的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争取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支持。2019-2022年省财政拟安排500亿元以上的财政专项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浙江科技大脑、“亩均论英雄”大数据平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一批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简化现有涉及数字经济的行政审批事项,在全国率先启动《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法。

二、进一步深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深度不够。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趋势,消费领域、流通领域数字经济引领发展,但工业领域数字化不充分。电子商务、软件服务、移动互联网等“软”产业发展较快,但集成电路、机器人、通信装备等“硬”产业发展滞后,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硬件装备和硬件产品。

2.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不够强。目前数字经济崛起突出表现在 “应用端”成熟、“创新端”和“基础端”薄弱,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基础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愈发凸显,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和核心部件出口管制越来越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器件“缺芯少魂”现象短期内还较难根本性改变。

3.“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仍比较突出。大量数据资源沉淀在体制内,政府内部缺乏统一的大数据平台,整合共享还比较浅层次,数据开放共享力度还不大。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联办事项的业务流、信息流、数据流没有标准化,“数据跑路”“信息跑路”存在“中梗阻”,部门业务协同难、数据共享难等问题突出。

4.数字治理的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数字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缺乏强制性制度保障,数据所有者业务和平台业务边界难以界定,容易引发知识产权归属纠纷。工业大数据的价值还没有充分挖掘,大数据交易机制还没有形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政府扶持政策与财政资金偏向于龙头企业的试点项目,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较难享受,轻资产企业由于“投入门槛”较难享受。

5.高层次和应用型的数字科技人才支撑不足。高端专技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的结构性短缺成为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兼具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知识技能的跨界复合人才十分短缺,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大多不熟悉工业知识、流程、业务,而工业企业缺少精通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适应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领军型人才匮乏。

三、值得北京借鉴的启示

1.以提升数字化生产力为靶向,推动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一是实施数字技术卡脖子攻坚战略。把“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围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对产业安全风险影响较大的计算芯片、工业控制系统、高性能材料、高端装备及核心部件等领域进行攻坚,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战略性前沿技术攻关。二是培育平台型企业。精心培育一批数字经济航母级平台型企业,推动数字经济平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海外上市,打造“平台型企业+独角兽”的孵化生态,加速形成富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圈。三是助推“企业上云”。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并推动工业云平台建设,培育国际领先的云平台和国内领先的行业云平台,着力攻关工业控制系统、工业技术软件化、虚拟制造和虚拟仿真、智能数控系统等技术,打造全球领先的云服务产业体系和云产业中心。四是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启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示范项目和示范工程,共建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国际合作基金以及技术示范推广基地。构建全球数字贸易网,建设“一带一路”信息港,搭建“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和城市数字经济战略联盟,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以提升数字产业辐射力为靶向,建设若干数字经济重大支撑性平台。一是高质量建设数字产业集聚区。因地制宜建设云计算产业园、大数据产业园、物联网产业园等,吸引跨国总部、研发中心、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入驻,打造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产业集聚区。建设大数据技术先进、产品智能化过硬的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培育数字经济创新驱动的孵化器、创客空间以及特色小镇,提升数字经济集聚能级。二是高标准建设大数据交易中心。目前大多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设在美国,占全球的44%,中国仅占8%。加快制定我国大数据中心建设规划,在能源供给充足、信息设施完善、地质气象条件良好的地区建设全国大数据中心及灾备中心。推广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交易机构+创新基地+产业基金+发展联盟+研究中心”五位一体模式,打造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三是高水平布局“云、端、网”。加强5G试验及商用、超宽带光纤接入以及IPv6、窄带物联网(NB-IoT)、低功耗广域物联网(LPWAN)等应用,打通陆上、海上信息丝绸之路、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切实防范国际互联网物联链路中断而导致的根域名风险。实施北斗卫星综合示范工程和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应用示范工程,重点研发核心路由交互、软件定义网络(SDN)、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光传输等网络通信技术。

3.以促进数字技术产业化为靶向,推动新兴数字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一是主攻人工智能产业链。深入实施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在算法、算力、算料上重点突破,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能产业链,着力打破人工智能的感知瓶颈、交互瓶颈以及决策瓶颈,优化网络协同设计、复杂系统设计、全息影像技术等智能服务,构筑更加系统化的智能制造全产业链,推动“制造为中心”向“智造为中心”转型。二是突破大数据关键领域。高水平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国家数据科学中心、亚太数据交换中心和全球领先的大数据产业中心,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制定面向重点行业、产业集群应用的大数据软硬件系统解决方案,研制智能海量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数据可视化等大数据产品。加大EP级数据存储、清洗挖掘分析、异构数据融合等大数据技术研发力度。三是紧扣万物感知(端)、万物互联(管)、万物智能(云)发展物联网产业。建设物联网运行支撑软硬件平台,推进物联网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示范应用,打造全球物联网产业中心和世界级物联网产业集群。加快发展传感器、音视频采集、射频识别技术等数据采集设备以及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传感设备,实现智能终端万物互联。四是孵化集成电路、量子通信、柔性电子等新型业态。聚焦嵌入式中央处理器(CPU)、工业控制、高端存储等重点领域,构筑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在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加强与国际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合作,力争在国际领先的纳米先进工艺上取得根本性突破。推进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显示器件、光学器件、人机交互等关键共性技术的产学研攻关,突破量子通信、量子传感、量子计算等技术研发以及应用,加强柔性显示、柔性传感、柔性固体器件等柔性电子产业化,培育新兴产业增长极。

4.以产业数字化为靶向,广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一是深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空间。实施“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战略,推进“大数据+产业集群”、“大数据+专业市场”建设,启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程,构建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和安全体系,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工业园、经济开发区、小微企业园等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加强工业互联网、智能控制、新型传感器、机器视觉等技术在装备制造中的集成应用,促进制造业向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二是深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空间。以数字内容产品为核心载体,构建数字内容产业链,进一步拉伸服务业数字化的链条。纵深推进工艺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利用互联网搭建智能设计、智慧物流、智慧能源等面向特定环节、特定场景的平台。加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智能与生活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智慧教育等新业态。三是深挖农业数字化转型空间。建设数字植物(育种)工厂、数字牧场,推广农田智能监测、养殖环境监测、设施精准控制等数字化农业技术,重塑农村传统生产模式和经营模式。深入推进农旅电商融合,实现农产品预订种植、社区直销和网络营销。建设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搭建全国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立农业遥感监测和应用体系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流程追溯系统,构建对市场主体行为全生命周期的监管链。

5.以政策制度创新为靶向,探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保障路径。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立法。围绕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流转权等内容,制订数据确权、采集共享、交易流通、跨境传输等关键共性标准。开展国家大数据交易等数据资源流通标准研制,引导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等领域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的研制及推广。审查现有法律法规对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和容忍度,及时废止有违创新规律、阻碍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的政策条款。实行政务数据开放共享“负面清单”管理,完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开展知识产权和数据资产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以知识产权为抵押物的信贷业务,鼓励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在“新三板”等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机制,探索符合数字产品、服务、技术、模式发展趋势的监管制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林汉川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淑春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研究员;刘泽岩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