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影响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这意味着不仅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和未来产业发展，也要通过“人工智能+”在产业方面的强大技术渗透力和创新力，更好赋能未来产业，产生高质量发展效应。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是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集合，主要包括数字产业的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深海空天产业的无人飞行器、卫星互联网、深远海工程装备等，生物产业的基因诊疗、脑科学等，低碳产业的储能、碳捕获、碳存储等。未来产业不仅能更好满足人们现有需求，创造新应用场景和新消费需求，还可以提升新动力，引导经营主体向更先进的生产力方向聚集，催生更多的新产品新业态，更能拓展新空间，通过前沿技术帮助人们不断突破认知极限和物理极限，增加新的发展机会和盈利空间。当前，未来产业日益成为衡量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世界各国竞争博弈的新赛道。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业，是我国顺应国际形势、加快产业转型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包含边境自由开放规则，还涵盖了一系列边境后规则，涉及竞争中性、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保护、补贴、政府采购、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方面。对标这些规则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将有助于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形成商品和要素顺畅流动的制度环境、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规则标准对接是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通、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撑，也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涉及一系列高水平开放举措，如，货物贸易99%以上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并设置棘轮机制，确保开放度“只进不退”；赋予外国投资者市场准入自由和国民待遇；等等。对接这些规则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开放，将为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水平“走出去”提供制度支撑，从而为我国更大范围拓展国际市场、更全面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更高层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社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同中国具体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相结合而开拓形成的。新征程上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工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优势和效能日益彰显，开创了“中国之治”新局面。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需要。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是教育引导广大社会成员提升道德认知与加强道德实践的有益资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重大部署，对于在新征程上更好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涵养社会文明风尚、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需要在挖掘阐释、舆论宣传、教育引导、制度保障等方面久久为功。推进内容挖掘和阐释  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美德，协同推进其内容挖掘、阐释、转化、创新，是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重要前提。  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美德资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中华传统美德内容丰富，既承载于古代典籍等有形载体，又内蕴于家风等无形载体。挖掘中华传统美德资源，既要用好文本解读、历史分析、文化溯源等传统方法，又要主动运用现代数智技术，深入挖掘各类文化载体中蕴

编者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改革部署，提出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首善之区”，围绕大力培育社会文明风尚，“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作出一系列改革部署，成效显著。为深入了解北京市相关做法，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北京市顺义区开展蹲点调研，系统梳理了“顺义好风气机制建设”的实践经验，并提出相关建议。基层好事层出不穷  在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下西市村，老人们都说刘军好。刘军却说，能成为顺义好人，是因为自己先遇到了好人。  2013年，刘军从老家河南来到了北京，有着绘画特长的他想创办一个培训班，就租住在顺义村民家里。  “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多亏大爷大妈帮忙。”刘军口中的大妈叫李士云，是顺义人，曾是刘军的房东。  “看着这么朴实的孩子吃不上饭，你不心疼？”当年，李士云告诉刘军，“好孩子，你就来家里吃饭，大妈不要你钱。”  “大爷大

这两年，耐心资本成为热词。继2024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后，耐心资本又在多个重要场合被提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那么，什么是耐心资本？资本为什么可以有“耐心”？现阶段我们为什么更加需要耐心资本？顾名思义，耐心资本是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并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的资本，其与长期资本是两个容易被混淆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主要强调资本的使用期限，而前者不仅包含长期持有的特点，还强调对风险的较高承受力、对市场短期波动的忍耐和长期的信心。耐心，是关于长期主义的价值选择，其中蕴含着时间的辩证法。有人认为，资本是逐利的，资本短期逐利挣快钱是本能，因此并没有真正的耐心资本。将资本逐利与保持耐心对立起来，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解。固然，耐心资本首先是资本，确实有逐利性、运动性、风险性的一般特征，但是资本回报的规律决定了其也会对较长期限的预期保持展望且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当然，耐心资本能够形成，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对此，有人认为必须要有长期思维的文化传统，有人认为需要有长期稳定的通胀环境与稳定的微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需要持续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工作。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入过渡期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完善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救助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过渡期内的帮扶制度让农村低收入人口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政策瞄准单元从区域逐步精准到户到人，涵盖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脱贫不稳定家庭、边缘易致贫家庭等困难群体类型；区域方面则提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政策对象，并着力构建欠发达地区的常态化帮扶体系，使帮扶更加精准。统筹兜底性保障与开发式帮扶，在做好兜底保障的同时，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户提供劳动机会，帮助其提高劳动技能或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或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促进农户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现在很多乡村都有不断壮大的特色产业，像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陕西柞水的木耳、山西大同的黄花等，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不断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过渡期内，各地还普遍建立并实施了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也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古代监察文化代有兴革，呈现出监察制度体系化、监察规范法典化和监察类型专门化的三重属性。总结和剖析这三重属性，可为当代中国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启示。监察制度体系化  早在战国时期，韩、赵、魏、秦、齐等国的御史既是国君左右记事之官，也负有监督百官言行之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监察官的权威。秦朝在中央设立监察机关御史府，执掌典政法度、举劾奸邪。秦朝御史执行公务时“皆冠法冠”，以彰显执法刚正不阿。同时派出御史监郡，监察六国残余势力，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西汉之时，御史台已成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虽然品秩不高，但具有很高权威。至东汉，御史台逐渐脱离少府，发展成独立的监察机构，地位也随之提高，御史中丞、尚书令和司隶校尉被称为“三独坐”。两汉重视地方监察，汉武帝时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各部置刺史一人为中央派出的常驻监察官。汉武帝制定“六条问事”，用以监督地方郡国守相专恣擅权及与地方豪强势力勾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中丞权力扩大，已经“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